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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如何解決此棘手的問題亦見各國的角力。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經濟發展所排放的大量溫室氣體，是造成氣候暖化的元兇，尤其已開發國家應負最大的責任。如何找到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並不容易。京都議定書所制訂的二氧化碳排放標準不僅遭到美國和開發中國家的質疑，甚至提倡減碳最力的歐盟亦出現不同的聲音。
全球暖化究竟是一個環保議題，亦或是一個經濟議題？限制的方案功效有多大，對於不同的經濟體是否公平？這些都很值得大家的關切與探討。本書作者泰德•諾得昊斯（Ted
Nordhaus）和麥可•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從各方面分析，提出他們的新思維。他們兩人都是政治策略家，任職於美國各主要的環保機構，亦是研究策略機構「美國環保經濟」（American
Environics）及智庫「突破」（Breakthrough Institute）的共同創辦人。
《環保主義的誕生》
1960年代末期，美國興起了一個新的社會運動，先是瑞瓊•卡森的《寂靜的春天》（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震驚了美國人民，接著在美國發生了幾件重大的環境污染事件，加上工業城的空氣污染嚴重等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投入環保運動，環保組織亦紛紛成立。1970年4月22日，2千萬人慶祝地球日的成立，開啟了當今的環保運動，在往後的社會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環保運動是為保護地球環境而興起。然而，當我們檢視早期產業發展的社會情況時，又不禁令人懷疑是否真是如此。美國俄亥俄州的古亞荷卡河（Cuyahoga
River）自從1868年起曾引起十多次大小火災，其中尤以1952年那次最嚴重，總共燒了3天。此外，古亞荷卡河於1912年的大火燒死了5個人，於1936年也燒了5天，是一條嚴重污染的河流，傾倒於河流中的油漬及廢棄物像是不定時的炸彈，危險萬分。
當時大家都已知道古亞荷卡河的災害，但在經濟剛起步的年代，人們的注意力似乎更在意如何解決溫飽的問題。洛杉磯和其他工業城所面臨的污染情形亦相同。但在追求基本生活的壓力下，污染似乎是可以容忍之惡，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環保運動並未在污染最嚴重的年代產生。1970年，尼克森擔任總統時美國的經濟已有相當的基礎，人民的生活水準已非20世紀初所能相比的。
山巒協會（Sierra
Club）於1963年所出版的書《最後的紅木》（The
Last Redwoods）如此論述生態：「人類不是只靠麵包生活，他還需要同樣重要的事物，例如美、獨處與友誼等，他在內心深處迫切地想和大自然認同，這是一返祖現象。」但是本書認為這並非返祖現象，而是溫飽後的需求。因此，追求基本物質的滿足並非追求美感與情感等精神生活的障礙；相反地，它是先決條件，而這也是物質需求和後物質需求的最大區別之處。
《限制的政治》
環保主義強調減量、回收、再利用，是一種節儉、限制的政治。大多數的科學家都認為要改變目前氣候暖化的情形，則必須大幅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合理的推算需要減少70%以上。已開發國家應分擔更多的責任，以留更大的排放空間給開發中國家，才能符合環保正義。
開發中國家的碳排放量和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不小，以中國為例，它的人均碳排放量約為美國的15%。在此情形下，任一可行的溫室氣體限制方案都表示美國必須要大規模地減碳，可是，美國做得到嗎？當人們習慣於舒適的生活後，這些物質需求即成為生活所必須，不容易放棄，也不應該是環保要求下的犧牲品。是不是應該要思考另一發展方式，可以兼顧生活品質與生態的發展呢？
所有開發中的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都知道環保的重要性，但在溫飽、環境與民主之間，他們很快地就排列出施政的優先順序。正如一位中國政府官員在接受《紐約時報》的記者訪問時說：「你不能叫努力求溫飽的人民去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中國當然知道全球暖化不是一天所造成的，它是已開發國家長期大量排放溫室氣體所累積的結果，而此結果不應讓開發起步較晚的國家平均分擔，加入限制的行列。
歐盟對於碳排放採取較嚴格的標準，是京都議定書的支持者，而它們每年付給開發中國家的碳權交易費用高達數十億美元。中國和印度都反對碳的排放受限制，但它們卻很積極地出售其碳權給歐盟。買了碳權的歐洲公司可達到歐盟所制訂的排碳標準，而開發中國家的公司也可利用其交易所得，改善工廠的排碳設備，可說一舉兩得。
環保人士長期以來都使用負面的表達方式，如「成長的限制」､「人口爆炸」、「崩潰」等，以加強人們的關心與警覺。京都議定書的環保精神是節制與限制，因此全球暖化的主要建議就是「規定」與「犧牲」，並非「投資」與「機會」。這種策略和美國人有創意的精神文化很不相容，也與開發中國家積極追求繁榮，急欲趕上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的作法相違背。
《乾淨能源的未來》
環保主義走過40年後，遇到了瓶頸。全球的用能量未見下降，現有的化石能源快速地消耗，將很快地面臨能源不足的窘境，因此，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競選時即提出1500億美元的乾淨能源發展計畫，而此政見也隨著他的當選成為美國的施政方向。2008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高爾（Al
Gore）亦呼籲民間企業大量投資乾淨能源的科技，以扭轉全球的能源經濟。
1957年，當時蘇聯成功發射第一枚衛星「旅行者一號」，促使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成功研發網際網路。如果不是當時政府投下了大筆資金，提供研究補助，網羅全球最聰明的頭腦加入研發，電腦科技決無法達到目前的水準。風力發電和太陽能光伏電池亦是如此，有了強力的誘因，才能見到科技的精進。
對於大規模、長期的新科技投資需要龐大的財力與人力，發展過程往往費時費力，並非一般民間企業所能負擔、達成的。因此，先由政府全力推動是必要的過程，等到稍有進展時，再結合社會的廣大力量，才能有效地達到目標。目前政府對於化石能源的補貼遠超過乾淨能源的投資，也因此現有的生質能、風力、太陽能等乾淨能源僅佔全球電力的2%而已。
站在環保人士的立場，大力鼓吹乾淨能源的投資應該是他們的當務之急，可是事實上，他們並未朝此方向努力，以致於在過去10年間，不論是政府或民間的乾淨能源投資都逐漸減少。民間的投資往往希望短時間就能獲利，新的能源科技自然不會是他們的最佳選擇。但政府的政策需有長遠的眼光，只要大力增加投資，可以預見21世紀初將會是乾淨能源的新時代，正如20世紀末是電腦與網路的時代一樣。
《環保主義的死亡》
環保人士認為大自然就像上帝一樣是全能的，大自然會教導我們該如何做。1989年，《時代》雜誌將受危害的地球刊登在封面上，做為年度星球時這樣寫著：「今年地球說話了，正如上帝警告諾亞大洪水的來臨。它的信息既響亮、又清楚，所以人們突然開始傾聽，思索著此信息所傳遞的意義。」
全球暖化是一清楚的徵兆。在最近100年來，地表氣溫持續地上升。根據科學的數據顯示，人為的污染很可能是上升的主因。全球的生態與居住環境也因溫度的變化正面臨著嚴厲的考驗，人類賴以生存的動、植物更可能遭到大規模的毀滅。此信息很明確，人們必須要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
但當我們檢視地球的歷史，在過去50億年來，地球的溫度變化極大，其間至少經歷了5次大滅絕，小行星、慧星、火山、冰河時期都曾激烈地改變了地球的氣候與居住環境，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生態。許多環保專家認為克服全球暖化即可拯救地球，但事實上地球的命運從不是問題，它曾經歷過隕石撞擊的高溫與冰河期的低溫，它也一定能比我們活得更久。
人類的歷史是一連串的奮鬥史，其間不僅克服了飢餓、疾病、爭奪、壓迫與戰爭，還克服了多次的生態危機。地球目前的人口超過70億，這應感謝人類祖先的努力，克服萬難，創造了有力的生存條件，是人類成功的例證。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經濟越來越繁榮。地球能養活眾多的人口，而且比以前生活得更好，這是人類的驕傲。
未來的新政治將會有全新的氛圍，是充滿感激、愉快與驕傲的心緒，適合人類所希望創造的新世界。如果我們能對活著充滿感恩的話，那我們一定會對祖先排除萬難，努力奮鬥的艱辛充滿感激的。環顧四周，大自然依舊美好，70億人口都能活出自己，或正努力朝人生的目標前進。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我們不必沈浸於悲傷、恐懼與悔恨之中。
《面對全球暖化的因應之道》
對於全球暖化的問題，環保人士將其簡化為「人類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使得地球的溫度上升」，他們也提出一個很簡易的解決之道，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事實上，即使人們從1988年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的科學家詹姆士•韓森（James
Hansen）向國會宣稱全球已開始暖化後，就不再排放溫室氣體，全球因氣候暖化而產生的氣溫上升、融冰與暴風雨加劇仍會持續進行。
目前累積在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已非常多，而這些溫室氣體就足夠讓地表氣溫繼續上升好幾十年。氣候學專家很確切地說明人類是地球暖化的元凶，亦清楚解釋地球暖化與氣候的變化已不可避免。環保人士與科學家不願強調此事實，深怕因此而影響人們對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意願。
因此，我們不應該逃避，而是要勇於認清事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從心裡學的觀點來看，當人們遇到巨大的災難時，往往會引發麻痺、宿命、悲觀的念頭；而當人們失去控制時，便會深覺沮喪與洩氣。為了克服負面的情緒，作者認為任何解決的方案都應讓人們免除對環境的罪惡感，也不需要做重大的犧牲，更要給人們掌控權。
在考量全球暖化各方面的因素後，作者於2005與2006年提出了「全球暖化準備」方案。當有了萬全的心理準備後，才能做出適當的調適。雖然準備的方案和環保人士長期以來所持的論點不符，但一旦人們認清全球暖化是嚴重的威脅後，即會開始行動，致力於防範措施，例如加高海岸線的堤防等。2007年初，聯合國氣候變遷委員會曾建議為調適與準備採取更積極的策略，很難得地獲得了環保人士與山巒協會的認可。只可惜，目前尚無任何大規模的團體願意為鼓吹此準備方案而努力。
《全球暖化是嚴肅的經濟問題》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繁榮，所以有環保主義的誕生，但全球暖化卻改變了許多人的看法。當已開發國家砍伐樹林，發展經濟，成就社會繁榮後，它們對環保生態的要求卻要開發中國家的配合，巴西即是一明顯的例子。亞馬遜熱帶雨林被譽為「世界之肺」，當巴西基於經濟的理由而開發時，卻遭到了環保人士的關切與撻伐。
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應該如何取得平衡點呢？當我們檢視能源的使用、溫室氣體的排放與生活水準之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可行的方案必須建構在公平的機制上，即全球的碳排放平等，生活水準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廣獲大家的認可。因此，唯有將亞馬遜的環境生態與巴西的經濟發展同時考慮，所制訂的方案才能達到既定的目標。
正如全球暖化的處理方式無法和全球的經濟發展分開，全球暖化的準備也無法和天然災害的準備做切割，而這些天然災害往往更容易危害全球的窮人。許多環保人士都瞭解全球投資與準備的必要性，但至今仍無法創造出可以真的接受挑戰的方案。必須等到合宜的方案提出時，我們才能宣布後環保主義的來臨。
全球暖化所引發的政治反應已清楚地劃分界線：在線的一邊是全球的保護主義，它認為地球太脆弱，無法承受70億人口的希望和夢想，因此追求限制的政治，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成長；在線的另一邊則是相信地球仍有發展空間的人們，他們追求成長、進步、國際化，而現有的全球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並非破壞環境，使人貧窮的機構，相反地，它們提供新的發展機會，既永續、且平等。
這些就是我們要面對的選擇，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古早的生活形態，也沒有人願意放棄控制自然的慾望，唯有突破限制，才能追求更大的經濟安全，創造更自由的人生。當全球共享繁榮、富足的生活時，亦是全球最重視生態環境的時刻。
《結論》
本書宣布環保主義的死亡，頗具爭議性，贊成與反對者皆可找到強有力的論點。充滿希望、想像力、有未來性的思維是每個人所夢想的，而這也讓人們活得有衝勁、有活力。環保人士欲強調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力，所提出的主張難免失於消極，缺乏開創性，甚至陷入悲觀而不知如何是好；他們面對人們前仆後繼地追求物質生活，也常覺無力，可是又提不出更可行的方案。
然而，地球究竟能承受人類多大的開發？人類會不會因不知節制而自取滅亡呢？新的替代能源能否及時開發出來？這些都是未知數，因此是否該步步為營呢？本書在充滿樂觀、希望的見解中一一反駁眾多知名環保人士的看法與主張，期待人們在有創意的希望中獲得生活的安定與滿足，繼而重視生態的發展。如此，不僅美國可以更強大，開發中國家也可以長足發展不受限。作者從不同的方向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頗值得大家嚴肅地思考。 |
